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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器，地磁學家、地球物理學家。參加了斯文赫定為首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間深入大西北從事野外考察，沿線進行了地形測

量，并精確測定了羅布泊的位置與形狀，他開創(chuàng)了中國的地磁科學事業(yè)，建立并領(lǐng)導(dǎo)了若干重要臺站。他與劉慶齡發(fā)表了《中國地磁測量結(jié)果之初步報告》等著作。后期從事科學管理與領(lǐng)導(dǎo)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

陳宗器，字步青，號伯簋，又號君衡、道衡（英文名ＰａｃｋｅｒＣ．Ｃｈｅｎ），１８９８年７月２７日生于浙江省新昌縣，父為廩生，家境較富。早年在新昌、寧波等地讀小學、師范，并擔任過小學教員。１９１９年初自費去日本留學，在日本期間參加過中國留學生反對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中賣國行為的示威游行。因病于１９２０年回國。

１９２０年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工科，１９２４年改入東南大學物理系，于１９２５年畢業(yè)。大學畢業(yè)后，受聘于遼寧莊河師范。１年后回鄉(xiāng)辦中學，并就任新昌中學第一任校長。在多方籌集經(jīng)費并到處招聘合格的教員后，終使學校教學能正常進行。“４．１２事變”后，因隱匿共產(chǎn)黨人童志沂脫險，得罪了國民黨縣黨部，被迫于１９２８年辭職。由葉企蓀介紹到清華大學工程學系任助教。

１９２９年５月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到任后即被派往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工作，擔任天文、地形測量，并兼作磁偏角的測量。１０月由綏遠出發(fā)到額濟納旗，沿額濟納河（弱水）南下，經(jīng)肅州（酒泉）入祁連山考察。

１９３０年冬由敦煌西行至南疆，測量塔里木河改道以后的羅布泊的位置。１９３１年夏到１９３２年在柴達木和額濟納河流域及其終點湖泊蘇古諾爾和嘎順諾爾地區(qū)進行考察。１９３３年提出考察報告后回物理研究所。

１９３３年夏鐵道部組織綏新公路察勘隊，陳宗器仍被聘，擔任地形和天文測量工作。１０月由綏遠出發(fā)西行至南疆，從尉犂乘舟沿塔里木河?xùn)|下，考察新的塔里木河下游的情況。１９３５年１月經(jīng)西安回南京，提出考察報告。

１９３５年８月回物理研究所，又到南京紫金山地磁臺工作。１９３６年３月至６月，從廣州到上海一帶進行地磁測量。

１９３６年９月赴德國留學，入柏林大學自然科學院專攻地球物理學，并在波茨坦地球物理研究所進行地磁研究工作。１９３９年陳宗器對德國發(fā)動世界大戰(zhàn)不滿，毅然離開德國到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研究部從事物理探礦工作。

１９４０年４月回國，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同年１０月赴已從南京遷往廣西丹州的地磁臺工作。

１９４１年春在廣西桂林良豐籌建雁山地磁臺，并兼任廣西大學教授。同年８月至１２月率隊到福建崇安，進行日全食觀測。

１９４４年初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兼地磁臺主任。１９４４年夏，日本侵略者繼續(xù)南下，已正常工作１年多的雁山地磁臺只得放棄。陳宗器負責物理研究所和職工、家屬的搶運和疏散，經(jīng)貴州到四川重慶北碚。在購地建所后，開展詳細的地磁測量工作。

１９４６年物理研究所又遷往上海，１９４７年物理研究所地磁部分調(diào)整到氣象研究所，并遷往南京北極閣。１９４８年因解放戰(zhàn)爭又遷往上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中央研究院及上海辦事處負責人均逃離上海，陳宗器被上海各所公推為上海辦事處主任，與各所領(lǐng)導(dǎo)一起抵制上海各所遷往臺灣，并組織職工和家屬保衛(wèi)滬區(qū)各研究機構(gòu)和職工、家屬免受騷擾和破壞；同時還參加上海大學校長聯(lián)誼會，迎接解放。

上海解放后，協(xié)助軍管會接管有關(guān)單位，１９５０年先后被任命華東辦事處秘書處長、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兼南京辦事處主任。１９５１年３月和５月分別辭去南京辦事處和華東辦事處職務(wù)，專任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并兼任南京大學教授。

１９５２年１月兼任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副主任，分管基建、器材、總務(wù)等處工作。１９５５年底辦公廳改組，兼任管理局局長，主持科學院的建設(shè)和規(guī)劃。１９５６年辭去院辦公廳副主任的職務(wù)，回所參與所的領(lǐng)導(dǎo)工作和地磁研究室的工作，親自組織籌建北京一批地磁臺站，完善上海余山臺，初步建成全國地磁臺網(wǎng)，并主持籌建電離層觀測站和宇宙線臺。使地磁研究室具有包括基本磁場、變化磁場、古地磁、電離層、宇宙線等諸多學科的研究室。

１９４７年中國地球物理學會成立時起，陳宗器一直擔任學會領(lǐng)導(dǎo)（秘書長），并任國際地球物理年中國委員會學術(shù)秘書（主席是竺可楨），為地球物理國際合作開創(chuàng)了新的一頁。他為中國地球物理學會主要發(fā)起人之一，國際地球物理年（ＩＧＹ，１９５７—１９５８）期間的大規(guī)?？茖W活動，有許多國家參加。他積極參與了中國委員會的組織工作，并任秘書長承擔了繁重的工作。

１９５１年５月陳宗器在南京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１９５６年８月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患病出院后，未痊愈，就堅持參加緊張的科研工作。直到１９６０年２月病又復(fù)發(fā)。病危前夕，仍舊向前往探望的同志們指示和安排工作，并詢問院和所的研究情況及中蘇合作問題。

１９６０年３月４日在北京逝世，終年６２歲。

西北荒原科學考察，成就卓越

１９２９年夏至１９３４年夏的５年內(nèi)，陳宗器在內(nèi)蒙古、祁連山、柴達木、新疆等沙海連天、荒無人煙、極為艱苦的地區(qū)，完成了這一地區(qū)舉世矚目的綜合科學考察任務(wù)，開辟了我國西北荒原地球科學事業(yè)。

１９２９年物理研究所派陳宗器參加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擔任天文、地形測量工作，并兼管磁偏角的測量工作。從綏遠出發(fā)經(jīng)百靈廟西行至額濟納旗，沿額濟納河（弱水）南下，經(jīng)肅州（酒泉）進入祁連山考察。１９３０年冬，由敦煌西行出玉門關(guān)至南疆測量塔里木河改道以后的羅布泊的位置。１９３１年夏，去柴達木盆地考察。該年冬返回肅州（酒泉）。１９３２年在額濟納河流域及其終點湖泊蘇古諾爾（索果湖）和嘎順諾爾（嘎順湖）一帶進行考察，１９３３年５月回物理研究所。

不久，鐵道部組織綏新公路察勘隊，瑞典人斯文赫定擔任團長，陳宗器仍被聘。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從綏遠出發(fā)，經(jīng)百靈廟，額濟納旗、哈密、吐魯番等地入南疆考察；由尉犁乘獨木舟沿塔里木河?xùn)|下，考察新的塔里木河下游的情況。１９３５年返回物理研究所。

這５年的西北荒原的科學考察，真可謂歷盡千辛萬苦，正如他撰寫的《羅布淖爾與羅布荒原》的專著中寫道：“羅布荒原除兩極之外，可稱世界最荒涼之區(qū)域”，“余等在此中旅行４個月（不足二天），并未見一人”，關(guān)于干旱無水的情景，曾記述：“自三德廟以西１０００余里，盡是戈壁，水草極少，有時行２００里尚不見水草，即可帶之水也只能供吃喝，禁止洗滌，牲口有時干渴三四日，駱駝尚可，馬便耐不住，渴死了”。

他擔任天文測量工作，常要夜晚露天工作，晚上要在星光下度過，夜間天氣嚴寒，有時嚴冬接連露宿數(shù)日，甚至有時因所帶糧食用完，挨餓幾天。

著名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對陳宗器的高度評價說：“我從來沒有要求他這樣做。讓任何人在最熱的２個月里（４１℃）牛虻和蚊蟲密集的地方工作，冒著日曬病的危險，那真是太殘酷了”。即使在這樣艱苦的環(huán)境下，一有空余時間他仍抓緊時間讀書學習。

在５年的艱苦條件下完成的科學考察工作主要成就表現(xiàn)在：陳宗器對額濟納河流域，祁連山、柴達木及南疆部分地區(qū)，進行了地形測量，并首次精確地測量了羅布泊的位置與形狀，數(shù)十年后中國科學院遙感研究所出版的“空間遙感圖象的分析應(yīng)用”一書，其中用“陸地衛(wèi)星—１”的照片分析羅布泊第Ｖ階段湖岸所包圍的羅布泊的形狀與大小，就與陳宗器當時的測繪完全一致。首次對塔里木河、孔雀河、孔達利亞河的流量進行了測量。在數(shù)年考察中，還拍攝了大量的極有價值的照片。陳宗器是當時唯一的３次進入樓蘭地區(qū)的我國自然科學家。

由于他在西北科學考察方面的卓越成就，獲瑞典國王特頒北極星勛章。

我國地磁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

１９３５年陳宗器回物理研究所后，在１９３６年３月至６月參加了東南沿海的地磁測量，共測量廣州、汕頭、廈門、福州、溫州、寧波、普陀、吳淞等１４個點。

１９３６年陳宗器赴德國留學，入柏林大學自然科學院專攻“地球物理學”，并在波茨坦（Ｐｏｔｓｄａｍ）地球物理研究所著名的地磁學家巴特爾士（Ｂａｒｔｅｌｓ）指導(dǎo)下進行地磁研究工作。１９３９年陳宗器對德國發(fā)動世界大戰(zhàn)不滿，毅然離德赴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研究部從事物理探礦研究工作。

１９４０年回國，被任命為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１９４１年主持籌建廣西桂林雁山地磁臺，并率隊赴福建崇安觀測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１日日全食，研究其對地磁場的影響，共得到８６張磁照圖。雁山地磁臺正式觀測記錄１年后，由于日本入侵廣西，被迫遷往重慶北碚。１９４４年陳宗器被任命為研究員兼地磁臺主任，負責在北碚選擇所址、購地、建房，使物理研究所能開展正常研究工作。１９４６年又對北碚地區(qū)進行了詳細的地磁測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陳宗器組織和領(lǐng)導(dǎo)了建立永久性和臨時性地磁臺共５個，進行了地磁測量１４個省市與地區(qū)，共有１２０個測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陳宗器除被任命為華東辦事處秘書處長外，還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南京辦事處主任，還積極配合上海市軍管會接管有關(guān)單位，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兼任上海市軍管會徐家匯及余山天文臺氣象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從此帝國主義經(jīng)管的機構(gòu)歸人民所有，并決定由紫金山天文臺和地球物理研究所共同管理，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天地上海聯(lián)合工作委員會主任。

他除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里繁重的工作外，還擔任著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兼地磁研究室的主任工作。由于解放前從事地磁研究工作的人員極少，只有幾位老先生，陳宗器就調(diào)來了一些學物理和學測量的畢業(yè)生來充實地磁研究室，讓他們一面學習，一面工作，還派人員出國進修。

原來只有一個上海余山地磁臺，遠不能滿足地磁研究工作的需要，他親自組織籌建北京（白家疃）、廣州、蘭州、拉薩、武漢等地磁臺。他為了國民經(jīng)濟和國防建設(shè)的急需，親自組織有關(guān)人員編制中國地磁圖（１９５０．０）和組織人員配合軍委測繪局在國內(nèi)開展野外地磁測量。為了進行相關(guān)科學的研究，陳宗器主持籌建余山和廊坊兩個電離層觀測站，并接收原屬原子能研究所的宇宙線觀測項目，在北京白家疃建立宇宙線觀測站。這樣使得地磁研究室成為包括基本磁場、變化磁場、古地磁、電離層、宇宙線等諸多學科，并成立一批有骨干研究力量的研究室。

１９４７年中國地球物理學會成立，陳宗器一直擔任學會領(lǐng)導(dǎo)（秘書長）。１９５６年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國際地球物理年東歐籌備委員會，之后又去西班牙巴塞羅那參加國際地球物理年籌備會議。出國期間，他廣泛接觸同行學者和參觀了有關(guān)的學術(shù)機構(gòu)，結(jié)交了許多朋友，吸收了他們的好經(jīng)驗?；貒?，陳宗器擔任國際地球物理年中國委員會的學術(shù)秘書，花了不少精力主持這項工作。后因國際地球物理年特別委員會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因而于１９５７年６月我國嚴正申明退出此組織，但仍按原制定的計劃進行多學科的觀測與研究。

為科學事業(yè)公而忘私

１９４４年夏，日寇把魔爪伸向廣西，物理研究所被迫經(jīng)貴州遷往四川。陳宗器負責該研究所職工、家屬、儀器設(shè)備。圖書等搶運和疏散。沿黔桂路經(jīng)貴陽再到重慶。職工及家屬幾經(jīng)換車到達貴陽，但運輸儀器設(shè)備及圖書的火車被扔在金城江（今河池），雖經(jīng)多方設(shè)法借到數(shù)輛汽車，火速搶運，終因搶運不及，被迫把部分儀器設(shè)備及圖書炸毀，大部分物資幾經(jīng)周折終于到達四川重慶。

上海解放前夕，由于中央研究院及上海辦事處的領(lǐng)導(dǎo)人逃往臺灣，陳宗器被各研究所公推為上海辦事處主任。他不顧一切困難挺身而出，聯(lián)絡(luò)中央研究院滬、寧各所抵制國民黨脅迫遷往臺灣的企圖。當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為躲避國民黨要他去臺灣，而從杭州來到上海，陳宗器安排竺可楨在岳陽路中央研究院躲藏。在此期間，成立應(yīng)變會，陳宗器奔波于長寧路和岳陽路（中央研究院在滬的兩個主要地點）負責并組織職工和家屬日夜巡邏；解放前幾天，還安排職工、家屬躲進較堅固的大樓內(nèi)，以防止流彈傷害。同時還積極參加上海各大學聯(lián)誼會，共同商討如何迎接解放。

中國科學院剛籌建時，陳宗器于１９５２年１月兼任辦公廳副主任，主管基建、器材、總務(wù)等處工作。１９５５年底辦公廳改組，兼任管理局局長。他工作非常繁忙，由于勞累，１９５３年初左眼視網(wǎng)膜脫落，在病中仍不忘院里的工作，眼病未能治愈，就又投入到工作中去。

１９５６年，陳宗器辭去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副主任的職務(wù)，回地球物理研究所參與所的領(lǐng)導(dǎo)工作和地磁研究室的工作。積極為全國地磁臺網(wǎng)的建設(shè)及地磁工作人員的培養(yǎng)和為組織國際地球物理年活動等忘我的工作。

１９５８年，陳宗器終因積勞成疾病倒了，在協(xié)和醫(yī)院為他切除了胃癌，只休息了半年又投入了緊張的工作。１９５９年，他癌癥復(fù)發(fā)，在病榻上仍不忘所里的工作，幾次商及賈普曼（Ｃｈａｐｍａｎ）和巴特爾士（Ｂａｒｔｅｌｓ）合著的《地磁學》一書翻譯的進展。病中除了自己仍堅持閱讀有關(guān)地球物理學的最新文獻外，還認真審改學生的論文報告。

陳宗器的一生是勤勤懇懇地為科學事業(yè)獻身的一生，不論在西北科學考察，還是在其他的科研工作中，不為名利，兢兢業(yè)業(yè)地、出色地完成各項科研任務(wù)，為我國的地球物理事業(yè)，特別是我國的地磁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和發(fā)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