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市天橋北洋裝飾商場

北洋這個稱呼，最早起源于宋朝，當時指的是渤海、黃海一帶的海域。清朝時期，這個范圍要更廣一些。清朝后期，曾把中國沿海的省份以上海吳淞口為界限，劃為兩個部分稱呼。以北的稱為北洋，以南的稱為南洋。以此為始，才有了北洋的一系列稱呼。

而在中國的歷史上，北洋水師、北洋新軍、北洋軍閥，這三個名字，不僅是簡單稱呼，更是直接影響了中國近代數(shù)十年歷史的三股力量。

北洋水師起源于鴉片戰(zhàn)爭以后。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讓清朝終于清楚自己在水軍上的絕對劣勢。當時在朝堂上已經(jīng)有人開始呼吁，應當引起外國先進的武器，增加自身的實力。尤其是太平天國被擊敗后。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不僅讓清朝有了足夠多的精力和時間去投入到研制新武器中，更讓他們再次認識到“船堅炮利“，”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些話背后的含義。

而海軍的不足，更令人憂心。日本正對中國忽視耽耽，屢次侵擾臺灣，西方諸國更是想多撈些好處，或者干脆一口吞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發(fā)展海軍就成了必然。當然雖然有福建水師能自產(chǎn)軍艦，但中法一戰(zhàn)，已經(jīng)測試出了水平。

在清朝的計劃中，總共準備建設三支海軍，分別駐守在中國不同海域，保衛(wèi)國防。不過，這一計劃又一個缺陷在于，以清朝的財政，根本無力再短時間內(nèi)同時支撐起三支海軍的發(fā)展。權衡利弊，考慮現(xiàn)實的因素，就把發(fā)展北洋水師放在了前列。北洋水師鎮(zhèn)守在渤海、黃海一帶，既可以拱衛(wèi)京師，又能震懾日本。

在前期對北洋水師的投入時，清朝完全是不惜成本的。北洋水師由李鴻章主持大局，艦炮、軍港、都是挑選最頂級的，大多直接從國外購買。

在任用人才上，李鴻章除了招募了外國人、留洋學生擔任軍官外，還任用了大批的淮軍將領。這是一種源自湘軍的體制。曾國藩在組建湘軍時，招聘了大量的同鄉(xiāng)、學生、親友。這樣做雖然可以讓李鴻章更容易控制北洋水師，但也遭來一個壞處，就是會被朝廷猜忌。當時很多清流在彈劾李鴻章的時候，都說那是李鴻章的私家軍。

而也正是這個原因，才導致北洋水師后期的軍費嚴重不足。甲午海戰(zhàn)北洋水師的覆滅，跟這個有很大關系。不過，當時北洋水師并沒有完全消失。甲午海戰(zhàn)后，它又購買了一些新艦船，起用了一批新人，又再次延續(xù)了一段時間。

北洋新軍正式的創(chuàng)建時間是在甲午戰(zhàn)爭，北洋水師被擊敗后。因為當時清朝急需一支武裝力量可以保衛(wèi)國防，短時間內(nèi)，海軍是不可能速成，也沒那么多的財力，只能從陸軍上想辦法。這才有了北洋新軍。

不過，這支軍隊的雛形是在甲午戰(zhàn)爭時，由胡燏棻湘軍、淮軍的舊部訓練而成。袁世凱在天津小站成軍時，也任用了一批淮軍舊部。這支軍隊不僅武器、訓練方式是新的，還有很多當時完全沒見過的做法。

在北洋新軍中，是可以剪掉辮子的。這雖然只是個小細節(jié)，卻可以看出這支軍隊很大的不同。不過，跟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一樣，北洋新軍名義上上是效忠朝廷，實際上卻是效忠袁世凱個人。當年湘軍就出現(xiàn)了“兵為將有”的情況，軍隊內(nèi)部只知道統(tǒng)帥，不知道朝廷。

在晚清時期，清朝中央朝廷對地方，對軍隊的控制能力，都已經(jīng)減弱了。統(tǒng)帥統(tǒng)兵自重，這也成了袁世凱將來的本錢，也是后來北洋軍閥混戰(zhàn)格局的起源。

北洋軍閥則是袁世凱去世后，北洋新軍中有實權的將領擁兵自重的一股力量。近代中國的軍閥，如果追述源頭，可以從曾國藩開始說起。從那時起，地方開始有了自治的苗頭。到了慈禧向十一國宣戰(zhàn)時，東南各省，乃至山東、四川等省份，已經(jīng)拒絕了從中央下達的命令。

甚至在慈禧、光緒等人行蹤不定的時候，東南各省的督撫還計劃推舉李鴻章為總統(tǒng)。只是因為后來慈禧等人消息傳來，這個方案才不得已作罷。而到了晚清時期，地方自治的風氣已經(jīng)十分濃烈。實際上，民國軍閥割據(jù)的局面，早在北洋水師，乃至更早的曾國藩時期，就已經(jīng)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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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軍閥”，就是指擁有軍隊、靠武力割據(jù)一方，無視國家法律秩序，自成派系、劃地稱王的軍人或軍人集團。很明顯，“軍閥”一詞在我們的字典里有著濃重的貶義色彩。清末民初的北洋就是典型的軍閥混戰(zhàn)時期，一大批軍閥梟雄在亂世中應運而生。

北洋軍閥是由北洋新軍的主要將領組成的軍人武裝力量，其十大人物分別是：袁世凱、王士珍、馮國璋、 段祺瑞、吳佩孚、 孫傳芳、曹錕、黎元洪、張作霖、張勛。另有數(shù)十位頗具勢力者，諸如徐樹錚、張宗昌等輩。

北洋軍閥們以武力霸占一方，追名逐利，不斷挑起內(nèi)戰(zhàn)，搞得民不聊生，但同時必須承認的是，北洋軍閥并非毫無底線，一無是處。相反，他們在民族大義、大是大非面前，比那些道貌岸然的知識分子更有骨氣，更具氣節(jié)。

最婦孺皆知的就是一代梟雄張作霖，作為奉系首領、東北之王，他擁兵近40萬，揮師入關，問鼎中原，期間殺人無數(shù)，造孽頗多。但是，張作霖當上國家元首（陸海軍大元帥）后，誓死拒絕出賣國家利益給日本，拒不簽署“五路條約”，日本人要擁立張作霖做“大遼帝國皇帝”，他也是斷然拒絕了。最后，日本被他激怒，一手策劃了皇姑屯事件，張作霖殉國而死，年僅53歲。

“最能打的北洋軍閥”吳佩孚亦然，他身上雖然也有舊軍閥的劣根性，但九一八事變后他恪守氣節(jié)，拒不住租界，拒絕了日本人的資助，最后因誓死不為日寇做事而慘遭殺身之禍。另外，“六不總理”段祺瑞也拒絕擔任華北偽政府首腦，并公開號召中國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堅決不能做漢奸；“東南王”孫傳芳兵敗后清心寡欲，皈依佛門，面對老同學土肥原賢二的拉攏堅辭不受......

就連名聲最差的“賄選總統(tǒng)”曹錕和“三不知將軍”張宗昌也在國家利益面前守住了底線：曹錕寧可喝粥也不給日本人做事，最終潦倒而死；張宗昌拒受日軍拉攏，導致慘敗。

這就是北洋，這就是軍閥，這就是“北洋無漢奸”說法的由來，雖作惡多端，但大節(jié)不虧，不愧為鐵骨錚錚的中華硬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