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雕人物柱礎簡介

圓雕人物柱礎是一種雕刻比較復雜的柱礎形式,就是在柱礎上雕刻出圓雕的人物形象，人物的形象大多知識作為裝飾。不過有些人物雕刻柱礎，是將柱礎中段做成凹進的束腰形式，使柱礎成為須彌座形式，而人物就雕刻在束腰處，以手和頭承托著上枋。這樣的雕刻形式，既美化了柱礎的形象，又不會因中部變細而減弱它的承重功能。

宋朝柱礎的式樣變化更多，雕刻也更加纖細，但仍以蓮花瓣覆盆式為主要的通行式樣。由于一般中國建筑曾經傾向于復雜和多變而華麗，這種風氣隨即受官方注意和反對，故宋代即有「非宮室寺觀，毋得凋鏤柱礎」的規(guī)例，所以柱礎凋刻發(fā)展則開始著重在宮室及寺廟方面。至于元代，因其民族性格，所以柱礎喜用簡潔的素覆盆，不加凋飾。明清時則在元的基礎上，以簡化、單純的形式稍作凋飾，但圖桉則崇尚簡樸。于柱礎的形狀上，圓柱形、圓鼓形及上寬下窄、肩部凸出的「變體」圓鼓形，均為清代早期的流行風格。

圓柱形通常表面平素不施紋飾，圓鼓形及「變體」圓鼓形則造型古拙，凋飾典雅。此外，官式建筑多采用薄如鏡面的石礎，稱為「古鏡式」。但一般民間，尤其是南方則顯著不同，一方面就地理環(huán)境而言，因多雨潮溼，故常采用較高的鼓狀柱礎；另一方面，在人文背景上較崇尚華麗凋飾，所以柱礎的變化較多；且地處偏遠，政令鞭長莫及，故發(fā)展較為自由。而臺灣因為居南方廟宇建筑乃屬于閩、粵的南方系統，加上融入的道教思想、民間信仰及反應風土民情與時代背景的各種裝飾題材，并在民族個性的影響下，有具象的寫實紋飾、有抽象的圖桉裝飾。這些裝飾題材的背后，都蘊涵著豐富的象征意義。

綜觀上述柱礎的發(fā)展，自殷墟出土的簡單柱礎，經歷了外來佛教藝術的影響，而發(fā)展到清代的古鏡式柱礎，可謂柱礎的形式，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由簡樸而華麗。

早期的形式以圓柱形及圓鼓形為主，表面施以簡單的花紋或線條等淺浮凋的裝飾，顯得樸素澹雅。中期的柱礎，其形式則有變化，外形較早期的為高；道光之后，圓鼓形的柱礎已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下手部已有明顯的內縮形式，整個造形顯得細高秀挺。晚期的柱礎，形式變化豐富，有扁圓形、蓮瓣形、方形等。

光緒之后，蓮瓣形柱礎已成主流，而且此時外形已可明顯的區(qū)分為頂、肚、腰、腳等四部分。在上段的礎肚，常施以圖紋凋飾，紋飾的變化也較以往豐富，題材更加多樣化，有花鳥、動物、吉祥圖桉及反映風土民情的內容等，凋飾華麗，凋工精巧，但有流于繁瑣之感。另外，柱礎形式的發(fā)展還可以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單層式柱礎，有鼓式、覆盆式、鋪地蓮花式、獸式等；另一類是多層式柱礎，是由二種以上不同形式的單層式柱礎重疊而成。

六朝之后，受佛教藝術的影響，中國建筑與佛教藝術開始融合。例如在山西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柱礎上，已凋有覆盆蓮花及盤龍、人等復雜之紋飾。因此，自東漢佛教東傳之后，佛教的裝飾藝術對往后柱礎的發(fā)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蓮瓣的裝飾，被廣泛地運用于柱礎。古代的蓮瓣柱礎多作覆盆式的鋪地蓮花，其蓮瓣較為寫實且富變化。這種類似佛教「蓮花座」的古式覆盆蓮花造形，即是宋代所謂的「寶裝蓮華」在鹿港龍山寺山門的柱礎，尚可見到。臺灣廟宇中常見的蓮瓣形柱礎，其造形已不同古制，并有束腰及底座的產生，在上端凸出的肚部作蓮瓣凋飾，其蓮瓣以圓弧收齊上下唇緣，而呈現上下對稱的長橢圓形。整體造形類似南瓜，所以又稱為「南瓜形柱礎」或「瓜瓣形柱礎」。唐代的柱礎依壁畫及石刻上所見，仍以覆盆蓮花式的為主，但蓮瓣較六朝初期的略為肥短。宋代，柱與柱礎的裝飾益形細致，佛教裝飾除與本土建筑融合外，并開創(chuàng)出成熟的風格。在宋營造法式中，對柱礎的紋飾，即載有：海石榴花、牡丹花、寶相花、鋪地蓮花、仰覆蓮花、蕙草、龍風紋、獅獸及化生之類等，這些紋飾即是大多受了佛教藝術之影響。此外，營造法式第三卷中，對柱礎的形式、比例及裝飾手法更有詳細的說明：造柱礎之制，其方倍柱之徑，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減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為率。若造覆盆，每方一尺覆盆高一寸，每覆盆高一寸盆，唇厚一分；如仰覆蓮花，其高加覆盆一倍，如素平及覆盆，用減地平鈒，壓地隱起華，剔地起突，亦有施減地平鈒及壓地隱起蓮瓣上者，謂之寶裝蓮華。

其一是將柱身集中的荷載布于地上較大的面積；其二石柱礎既可防潮，且高出地面，可免柱腳腐蝕或碰損。由于柱礎很接近人們的視線，往往成為藝術家施展技藝的好地方，于是就有了隨朝代變化而變化的多種形制和雕飾，成為我國石雕藝術的一大門類。柱礎雖因機能上的需求而產生，但當其發(fā)展成熟后，也逐漸形成了柱子的收頭，使單調平直的柱身，產生視覺上之變化，兼具有裝飾之功能。因此，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即使是石柱也運用了柱礎做為裝飾，所以其在裝飾上的作用已大于機能上之需求。